6月7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纯粹读书会（第167期），特邀著名旅美作家张宗子携散文自选集——《时光的忧伤》，以自己三十多年的阅读与写作经历和纯粹Pura读者进行线上深度交流——意惬关飞动：张宗子《时光的忧伤》新书分享会，聊他的阅读生活与写作时光……在线读者三万余人聆听张宗子阅读与写作经验，部分读者进行线上交流，并获得张宗子《时光的忧伤》赠书，读者纷纷称受益良多。
张宗子：谢谢主持人，谢谢编辑老师，谢谢在场的各位朋友。《时光的忧伤》是我的一本散文自选集，所以首先我要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给我一次机会，把我过去作品里比较满意的选出来，编成一本书，等于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其次我还要感谢纯粹读书会，感谢他们给我机会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读书和写作的一些感想。
我九十年代初开始写散文，发表散文作品，到今天,已经写了30多年。这30多年里，写了七八百篇文章，出了十五六本书。这些书里，除了一本诗集和一本翻译作品，其他的都是散文集。在编选这个自选集的过程中，我把过去几十年的散文从头回顾了一下，有些作品我很多年都没有去翻看。看了这些文字，我总是想起古代的一个故事，是说晚唐一个叫薛能的诗人，他做的官儿很大，诗也写得不错，非常自负。他有一次评论另外一个诗人的作品，这个诗人大概是刘得仁，他说刘得仁的诗，“百首如一首，卷初如卷终”。意思就是说，这个人的诗读一百首和读一首是一样的，他的这个诗集从开始读到结尾，全部都差不多。
话有点苛刻，但是这种情形确实有，而且相当普遍。尤其是晚唐一些小诗人，读他们的诗集常有这种感觉。薛能的话按我的理解，有两个意思，从横的方面来说，一段时期你写的所有作品，写不同的内容、用不同的风格写，结果写出来感觉全都差不多；从纵的方面说，你写了十年二十年，从年轻的时候写到中年，写到老年，结果作品也差不多，看不到变化和进步，这种情形是非常可怕的。
我觉得写作最怕的就是没有进步和变化，你一篇一篇地写，但只是重复自己。我很早读到这个故事，这么多年一直很警惕。写了这么多文章，希望有些变化，能够不断突破自己，每写一篇，争取有一些新的东西。能否做得到，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主观上是要这样努力的。如果这本书没有给读者留下薛能批评的情形那种印象，我就非常高兴了。因为这种情况下即使每一篇文章都写得好，好也有限，因为它不够丰富，格局很小。
前面说我是九十年代初年开始写作和发表散文作品的，往更早的时候追，还可以追溯到大学时期。大学那些年，中文系的学生对于写作兴致勃勃，什么东西都想尝试。我写过散文，写过小说，写过诗，还写过独幕剧。英文虽然一般，还是去试着翻译雪莱和拜伦的诗。我的主要兴趣是写诗，大学期间写了很多诗，长的、短的、叙事诗什么都写，后来毕业在北京工作五年，然后到美国，基本上还是写诗。
大学时候我也写散文，写得不多。上大学之前，从小学到中学，读了非常多的鲁迅作品。那个时候鲁迅是能够接触到的唯一的非常了不起的作家，不管喜欢不喜欢，都把鲁迅读得很熟。我比较喜欢他那些好懂的比如写风景的抒情的作品，主要是《野草》和《朝花西拾》，还有一些书信。大学时候我读到了何其芳，他最早的一本散文集叫《画梦录》，还有一本诗集叫《预言》。我既写诗也写散文，对《画梦录》和《预言》都非常喜欢。因为年龄相似，很多情感和思想都是差不多的，一读就引起共鸣。而且以前因为读了鲁迅，喜欢《野草》那个路子，就是语言很美，描写很漂亮，特别喜欢这个路子，何其芳在这一点上跟鲁迅非常相似，但是他的思想比较简单一些，比鲁迅更好懂。
你看《画梦录》中文章的题目，像《黄昏》《梦中道路》《秋海棠》等等，大概是什么情调，就是写一个年轻人的有点迷茫，有点感伤充满憧憬和希望的情感，比较虚无缥渺的情感，但是他写得很美。比如他在《黄昏》的开头就写了这么一段话：“马蹄声，孤独又犹豫地自远至近，洒落在沉默的街上如白色的小花朵”。是诗的语言，甚至比诗还美。我抱着何其芳的《画梦录》认真读，何其芳当时的朋友如李广田我都很喜欢。我写了一组这样的散文，题目都差不多，其中一篇叫《萤火》。中文系举办作文比赛，只限中文系学生参加。我去参加了，《萤火》得了第一名。一个高年级的同学在发奖会结束后过来跟我说：“你是非常喜欢何其芳吧，看得出来你读何其芳读得很熟啊。”听了这话我觉得非常不好意思，因为你模仿何其芳，别人一眼就看出来了，这里面你的师承关系，你的渊源都太明显了。
不过我觉得模仿本身是无可非议的事，因为开始写文章都是从这里起步的，好像我们说做生意有个第一桶金，都得有个起点。我的第一桶金就是鲁迅，其次是何其芳，其中主要的是鲁迅，而且鲁迅对我的影响远远不止是第一桶金，比何其芳大得多，今天就不多说。
从这件事给我一个启发，开始写作的时候你学习一个人模仿一个人，找一个或者一些作家，把他读懂读透，把他的精华都学过来，这非常重要。什么样的作家最适合当你的启蒙老师？就是跟你的个性、性情比较接近的。比如何其芳的散文，他对唐诗宋词，特别是晚唐的诗，对中国历代的幻想小说，包括两汉的神仙小说，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唐人传奇直到《聊斋志异》，他都非常喜欢；同时他西方的作品读得也很多，比如浪漫派的诗歌、莎士比亚的戏剧、歌德的小说，如《少年维特之烦恼》等等。从知识结构上，何其芳跟我特别相似，所以我读他的作品有共鸣，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九十年代是我写作最顺畅最开心的一个时期，大概有十年左右。一是写作的环境好，另外就是人的精力和状态好。那时候我在一家名叫《侨报》的中文报纸工作，《侨报》比较有国内的风格，同事大多数是国内来的，大家交流起来非常习惯，没有刚来美国和外国同学打交道的那种困扰，包括语言的问题都没有。《侨报》创立，我进报社做编译。一年后《侨报》开设副刊，副刊编辑是个台湾来的作家，他是个书迷，无论走到哪儿都夹着一本书。他来编副刊，找到我和另外一个同事，说副刊刚刚开始，读者的来稿很少，你们俩喜欢文学，就帮我写写稿子。我就开始给他写稿。
之前我基本上是写诗，当时海外报纸的副刊正处在发达时期，有人说是黄金时期，但副刊欢迎写散文，不欢迎诗，因为诗读的人很少。发表短诗，往往作为补白之用。既然这样，我就写散文，虽然好多年没写了。那时候写作状态特别好，因为不用担心投稿，写好了往编辑的桌子上一放，过几天就登出来了。编辑跟我是好朋友，经常在一起喝咖啡聊天，他的性格也非常随和，只要文章没有硬伤，他不干涉你。我重新开始写散文，就有一个想法，文章写得好不好也许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有自己的特点，不能和别人一样，要和别人写不同的题材，同样的题材要写得跟别人不一样。
韩愈说过，“惟陈言之务去”，我把他的意思扩大。“陈言务去”是说文章不要用别人用烂了的陈词滥调，我把它扩大到包括文章的内容、文章的写法。别人用惯的套话，到处都用的形容词，我一概不用，尤其忌讳滥用成语，因为大家用的太多，我宁可找别的方式来表达同样的意思。有些词和成语我不用，最开始是有意躲开，后来成了习惯，几十年后我发现，我在读别人文章的时候，发现有的词其实挺好，为什么自己从来没有用过，甚至想不到用？现在我想捡回来，发现不容易，太生疏了。
我以前一直写诗，习惯那种天马行空式的跳跃式的思维，那时候写的文章很多就是这一类，有点像《野草》，也有点像《画梦录》，还有《巴黎的忧郁》。有人说是散文诗，我不认可散文诗这个说法，诗就是诗，散文就是散文。我还有意识地采用一些大家很少用到的方法，比如十四行诗有一种跨行跨句的写法，一句话，上半句在这一段，中间把它劈开，下半句挪到下一行或者下一段。我的文章你有可能看到一段，它结尾的时候没有标点符号，因为句子没完，直接拖到下一段去了。为什么这样？它给人思路跳跃的感觉，段与段之间不像过去那样截然分离，而是互相粘连，有点像电影蒙太奇的那种间离效果。这些尝试未必都是成功的，也未必值得推崇，但是可见那时候我在这方面是下了工夫的。
直到十几年、二十年后，我给散文集《一池疏影落寒花》写序的时候，还玩了一个小小的花样。玩什么呢？因为我喜欢西方古典音乐，古典音乐中的奏鸣曲式分为三段，第一段主题A，第二段主题B，第三段A重新回来，但是有了变化，有了升华。我那篇序也是这样，完全照着奏鸣曲式写的。当然这不能决定文章的好坏，但我觉得好玩。其实这种影响跟我大学时候读的一本书也有关系，就是袁可嘉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的第一分册，从中我读到了各种意识流小说、象征主义的诗、荒诞派的戏剧、超现实主义运动等等，这些诗、小说、剧本跟我们以前读到的很不一样。我脑子里充满这些东西，更觉得文章一定要写得跟别人不同。
《侨报》的副刊编辑，他已经回台湾了，有一次跟我说，宗子兄，你的文章我发现很有意思，你很多文章都是一个题目，用一些片段组成，这些片段之间没什么关系，都是另起一段，另起一个意思，开始我觉得乱，读完了，觉得它是围绕着题目从各个方面来把题目写透，虽然看起来很散，其实还是很严密的。我跟他说，这个一方面是写作习惯的问题。那时候工作忙，家里事也多。在报社我开始做编译，后来做编辑，中间有些空闲时间，比如稿子发完了，等着出大样的时候，随时有几十分钟的空闲。我看看报，胡思乱想，脑子里很多东西冒出来。我弄了一堆卡片，就在卡片上写，一张大卡片能写四五百字。写完了，找时间把它们连在一起，润色一下，充实一下，就成了一篇文章，很多文章就是这样写出来的，并不是完全有意的，是写作环境造成的。
再要找原因，还有刚才说的习惯了诗的写法，另外我觉得庄子里面的文章，特别是《外篇》和《杂篇》里的，也差不多是这种写法。它往往围绕着一个哲学主题，讲七八个或十几个寓言故事，把这个主题说深说透。这些寓言故事你拿掉一段也无所谓，增加一段也可以，调换一下次序也可以，是围绕着主题非常自由地写的。
这十年写文章，我总结了一条经验，也是一个态度，一个原则，就两句话：“读书时，人人可师；作文时，目中无人。”读书，开卷有益，因为每个作者身上都有一些我没有的优点、我没有想到的东西，我可以把它吸收过来，他们都是我的老师。但是写作的时候就要目中无人，不管前人是怎么写的，写过什么，没写过什么，都和你没关，你只能以你的方式、你认为最好的方式来写你的文章。前人的典范可以借鉴参考，但不是限制你的条条框框。这句话用另外的话来说，就是“无法而法，我行我素。”我写文章，一直坚持这个原则。
给侨报副刊写，后来写熟了，也到处投稿。开始投稿很不容易，装了大信封用挂号信寄。很多编辑说，你这种文章不像散文，没有一个标准的题目，太随意。比如我写下班回来从街上走，看到卖秋天的小菊花的，想起菊花，进一步引申，一路自由联想下去，就这么写成一篇文章。有些编辑觉得不习惯，觉得不是散文，所以我经常被退稿。但也有编辑特别喜欢，他们说喜欢，有新意。我特别感激那时候《散文》杂志的编辑，海南《天涯》杂志的编辑，还有港台一些报刊的编辑。其中台湾有个编辑特别喜欢我这种文章，我也不认识他，但是每寄去一篇他都用，没有拒绝过一次。写到后来，好多年了，这种方式慢慢地被接受了，同时我自己也从早期那种猎奇性地探索性地玩各种花样技巧，慢慢收回来，从单纯为玩技巧而玩收回来，开始比较循规蹈矩了。
说到散文的技巧，我从写作到现在，始终没把技巧当一件事。等你有了一定的写作经验，写了很多文章之后，技巧就变成了本能，写的时候根本不想技巧，但你以前从别人那里学到的，自然而然就出来了，什么时候该怎么写，你胸中有数。所以我对那种讲怎么作文的书一向没兴趣，认为没用。我觉得写作最好的方法就是多读作品，写诗就要读很多的诗，古今中外的诗，写散文也是，从不同的作家那里领会不同的风格、不同的技法。
当然这么说是有点偏颇的。我自己的情况是这样，别人未必如此。我在中国读中文系的时候，没有怎么写作这样的课，但是美国的大学就有，怎么写小说怎么写诗。我选过一个写诗的课。他们把技巧分析出来，怎么写人物、怎么构思情节，变得有操作性。我儿子在纽约出生长大，他三年级的时候，学校教他们写作文。我那时候跟他的交流沟通特别多，他把作业拿回来给我看，开始写作文了。但是很奇怪，不是写叙事文，是写读一本书的感受。我觉得对九岁的小孩子来说，写读后感是比较困难的，但我看到老师发给他们的作文指导，非常惊讶。对小孩子来说一件很难的事，经过老师指点之后，变得很容易了。我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老师是怎么指导他们的。比如你写读《汤姆索亚历险记》的读后感，第一段先表明态度，你喜欢还是不喜欢这本书，简单两句话就可以了。
后面两段，老师说，你至少要讲两条喜欢或不喜欢这本书的理由，写三条更好。每讲一条，比如我喜欢这本书，它的情节惊险有趣，第二我喜欢汤姆这个人物，他非常聪明非常机智，老师说，你讲了喜欢和不喜欢的理由，每一个理由下面，至少要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你的观点，你也可以举两个或更多例子，这样的话，你这篇文章就有了三段。如果写三条理由就有四段，最后一段你作个总结：所以我特别喜欢《汤姆索亚历险记》，这是一本有趣的书，它让我学会了什么什么，比如遇到危险我要怎么鼓起勇气克服困难等等。这样一来，每个孩子都可以学会写一篇读后感。我当时问他，你读了这本书，为什么喜欢？他讲了几条，讲得很好。我说你举个例子，为什么说他聪明。儿子说他刷墙那段故事就说明他聪明。我说，你把这些写进去就很好。
后来我想，技巧你不能说它没用。我写读书随笔，三千字四千字，写那么长，基本的东西和小学生写读后感的套路几乎是一样的，只不过有些变化而已。我当然不会上来就说我喜欢《红楼梦》或《西游记》，我会变个方式，但说的内容还是差不多。老师列的这个次序，我们写文章会变动一下，可能上来我就说汤姆索亚的机智，或者这样开头，汤姆索亚是儿童文学里面最幽默最有趣的人物，然后接着讲下去。文章结构就变了，显得不那么幼稚，不是小孩子的东西，是大人的东西，但是归根结底，内容还是没超出这个范围。
这件事让我的看法有些改变，写作确实是可以学习，可以教人的。我写文章，曾有两次是有意去揣摩别人的技巧。第一次，有段时间我在读桐城派的姚鼐编的《古文辞类纂》，这本书从先秦的文章收到明朝的文章，收到归有光，篇幅很大，大概有七百篇文章。桐城派推崇唐宋八大家，尤其是韩愈，七百篇文章的一本书，韩愈的文章占了一百多篇，忘了是120篇还是130多篇。韩愈的文章最多，我就挑韩愈来读。韩愈的文章最多是写人的，他给很多人写墓志铭，有的是收了钱给人写的，有的是悼念朋友的，比如他悼念柳宗元的就写得非常精彩感人。有一些他根本不认识那个人，朋友托他写，他听人讲他们母亲、父亲的基本事迹，就写一篇。在韩愈这样的大作家笔下，即使这样的文章他也写得很精彩，否则姚鼐不会都选进去。
同样是写人物，我们读史书，甚至一直到《聊斋志异》和唐人传奇小说，都是按照《史记》《汉书》的写法，比如杜甫字子美，什么地方人也，一开头都是这样。李白字太白，陇西人也。我想韩愈不可能几十篇上百篇文章都用这样的方式开头，结果一看发现，不同的文章他有不同的写法，有的从人写起，有的从异闻写起，有的从他生长的地方写起，这个地方山清水秀，人杰地灵，所以出了这么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或者某一个地方历史上出过名人，有优秀的品德，当地人受他影响，因此产生了如今的什么人物。同样写人，他有各种写法，熟悉的人物他写得具体，不熟悉的人物他就像我们说的王顾左右而言他。王顾左右而言他其实是很巧妙的写作技巧，比如把一顶大帽子扣到这个人身上，其实这个人的事迹他讲得很少，因为他确实不了解。很多人说司马迁的《史记》文章写得好，其中有一篇《伯夷列传》，大家都说了不起，它跟《项羽本纪》《廉颇蔺相如列传》不一样，因为伯夷叔齐的故事细节不那么多，司马迁就变一种写法，不断插入议论，孔子怎么讲谁谁怎么讲，一段议论一段事。我想韩愈有可就是这从学里来的。
第二次是疫情之前，我给《财新周刊》开了一个专栏，每期1800字，四个星期一篇。大部分是议论文，有时候写得近似杂文。我一篇一篇写下来，有时候觉得吃力。为什么呢？因为从一件事引发出来，我发不出来那么多议论，引不出比较深的内容，我想除了我读书有限，我的学识和思维能力有限，除了我自己受才力的限制，是不是还有一些方法的问题呢。我就有意识找鲁迅的杂文来看，挑过去读了印象比较深的，像《文人无行》《帮闲与帮忙》这样一些文章，看他怎么从一件很小的事越推越深越推越广，从一件具体的人和事谈到中国的国民性，谈到中国的历史文化等等。
这样反复揣摩，写了两年专栏，在议论文这个过去我最弱的门类，我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虽然这个时候我的年纪已经不小了。以前写文章，特别善于写比较感性的东西，描写、抒情、叙事，但是议论一直是我的弱项，通过这两年对鲁迅的揣摩，我觉得收益非常大。这实际上就是一种临时抱佛脚的读法，因为它有针对性，是带着问题去读书，所以认识特别深。
这些我想还是辅助性的，要把文章写得好，还是那句话，多读书。六七岁的小孩子学围棋，他不懂得理论，比如开局的定式、怎么收官、怎么布局、怎么下好中盘，这些他都不懂，你告诉他围棋怎么下，什么样算赢，多占位置就赢了，他就把下围棋这一套作为一个整体全部吸收过去，不需要一条条地分析。他虽然没有理论的认识，但是已经把道理全部掌握了，然后他的水平提高很快。相反我自己学围棋，还有很多朋友学围棋，都是十八九岁二十多岁的时候才学的，一面学，一面看棋谱，结果发现很难达到很高的水平，因为学棋太晚了。
我二十多岁，我教一个小孩子，教会他，他很快就打得我没有招架之力。写文章有些道理跟这个是相通的。你要写诗，写七律，就是《红楼梦》里林黛玉他们教香菱学诗时说的，学七律，你把杜甫的、李商隐的、杜牧的、王维的找出两百首认真读，认真揣摩，读五律，你读王维的、岑参的，也读杜甫的，学绝句，读李白的、王昌龄的、李商隐的，自然就学会了，这是同样的道理。
这些年读书，遇到别人说的一些话，好像格言警句，觉得大有启发，引起我的警惕，多少年念念不忘。刚才说到薛能的那句话，我因此不断提醒自己，写文章不能墨守成规，不能重复自己。另外还有一段话，也是比较早读到的。晚唐五代的一本词集，叫《花间集》，收录从温庭筠到韦庄到五代南唐和西蜀词人的词。陆游读完之后写了两篇题跋很短，只有几十个字的题跋，在第二篇跋里陆游说，他很奇怪唐末五代的时候，诗跟盛唐比跟中唐比越写越低下，但是词却写得非常好。他说，为什么他们能把词写好，却不能把诗写好呢，这个道理我不明白。
后来清朝编《四库全书》，收入的每一本书，清朝的学者都写了一篇提要，这就是我们说的四库提要。四库提要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书，几百字的一篇文章，把一本书的方方面面都讲到，不是有学问的人做不到。在《花间集》的提要里，清朝的学者回答了陆游的疑问。古代的“文”，包括诗、词、文，全都叫文。他说这个文，比如诗词，本身有体格，体格有高有卑，卑就是卑下，人的学力有强弱，如果学力配不上体格，那你当然写不好，反过来，学力足以配上这个体格，你就游刃有余。提要的作者又讲了一段，意思不一定对，他说相对于古体诗来说，唐朝兴起的格律诗就低一档，所以中晚唐的诗人古诗写不好，但是律诗写得还不错，词又比律诗低一点，所以五代人的律诗跟唐人没办法比，但是词就写得很好。这个看法显然不对，不过《四库提要》的作者从中引出了一个道理，却很有意思。他说好比一个人，有七十斤的力气，如果硬要举一百斤，肯定举不起来，如果举五十斤，就可以运转自如。
这段话我也是念念不忘，但是我也把它的意思扩充了一点。你有七十斤的力气，举一百斤你举不起来，举七十斤你没问题，但你一定不能运转自如，如果你举四十斤五十斤，你就可以运转自如。你得留有余力。用到写文章上，我常常提醒自己，写文章要留余力，有十分力气，顶多使到六七分、七八分。你做的准备工作要远远大于写文章能够用上的，尤其是写读书笔记，比如谈杜甫的一首诗，你要准备得很充足，不能把它全部都用上。很多的知识准备，包括你的思考，是备而不用，这样文章才能写得从容自如。如果对题目的准备没那么充分，明明只有七十斤力气，你使到七十斤，甚至使到一百斤，多出来的部分往往就是经不起推敲的，让内行的人笑话的。有些东西你不懂，你认为自己懂甚至装懂，非常不好，所以这也是我写作的一个原则。
我有两个朋友，年龄都比我大，一个是国内大学的教授，专门研究唐宋诗词，旧体诗词写得非常好。还有一个朋友在纽约，是古典音乐爱好者，对古典音乐非常熟悉。古典音乐我不太懂，听得很多，但是没有专业的知识，谈古典音乐的文章，我一方面尽量少写，另外写的时候尽量多谈一些感受。我给自己定的标准是，一篇文章，比如写听了贝多芬的感受，拿出去发表，觉得还可以，但是敢不敢拿给这个朋友看呢，他会不会笑话我，想到这里，我就把文章拿回来，再看一遍，把没把握的话、可能是错误的话都拿掉，这样才觉得放心。
同样，如果我写一篇谈中国古典诗词的文章，我就想，比如我比较李白和杜甫，讲他们最大的好处在哪里，写完了敢不敢拿给这个大学教授朋友看，能不能在他面前觉得坦然。如果觉得过不了他那一关，这篇文章我就还得改，或者把过不了关的部分拿掉。过不了关的部分往往就是你把七十斤的力气使到八十斤使到九十斤时造成的。
这么多年我基本上是业余写作，写作的时间不是很多，但我读书的时间远远多于写作的时间，我认为这是个好习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的业余时间用在读书和写作上，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读书，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写作。这样才能保证思维能力不衰退，不会让别人笑话。
宋朝的大理学家朱熹是是一流的文学批评家，他说，随着年纪的变大，人的思维能力各方面都在衰退，古代写文章讲究文气，气也在衰退。只有一种办法能够避免这种局面，就是读书，不断读书才能使思维一直保持在活跃的状态，而且你的思想还会更加深刻。
今天的题目我用了杜甫的一句诗，“意惬关飞动”，这是杜甫赠给高适和岑参的一首诗里面写的，是他对自己写作的境界、写作的状态的一个很好的描述。“惬”就是称心如意，叫惬意。怎么可能称心如意？惬有恰当的意思，写文章，有意思要表达，而我能把这个意思用自己满意的方式表达出来，自然是最理想的。这个“惬”，有恰当也有满意的意思。这种情况下，你的文章自然神采飞扬。这是写作的最好境界。后面杜甫还有一句，就是“篇终接混茫”。混茫是无边无际的意思，文章读完，余韵未了，可以反复回味。这不仅是说一篇文章，也是说你所有的文章，能够引人到一个更辽阔广大的境界。
这也是我的理想，但能不能做到，我觉得很难，但我起码在努力朝这个方向走。《时光的忧伤》，我前面说它是三十年散文的总结，但是我要加上一个限定，是一个阶段性的总结，我希望在这个总结的基础上还能有新的发展，还能达到一些新的境界。我的分享就到此结束了，再次谢谢主持人，谢谢广师大的各位编辑，谢谢在场的各位读者朋友，谢谢。
Suzie蒙蒙：纽约是全世界精英聚集的地方，您心目中的纽约是什么样子的？纽约的时尚自由的文化艺术氛围对您的写作有什么影响？
张宗子：纽约是一个国际化的都市，我最喜欢纽约的地方就是它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全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小到餐饮、艺术作品、书，什么都是这样。在纽约看中文书，我们图书馆的中文书，一个总馆的藏书就有十万册。在纽约可以接触到世界各国的文学、音乐、绘画、舞蹈，各种各样的节日。而且纽约是一个移民城市，大概在二十多年前我在报社的时候，那时候有一条新闻，美国十年一次人口普查，纽约市的人口现在是900万，那个时候普查显示，白人的比例已经低于50%了，也就是说，其他少数民族加起来人口已经过半了。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纽约就展示出其他城市也许少有的高度的宽容，就像中国唐朝时候的长安，也是一个国际大都会，各种宗教和平共存，日本人高丽人甚至波斯人都可以在那里生活，经商，做官，纽约常常使我想起唐代的长安。
另外我特别喜欢艺术，艺术对文学的写作尤其是对我的散文写作帮助很大。纽约有几十家博物馆，像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现代艺术馆都是世界顶级的。你可以在这些博物馆里面看到任何你想看到的东西。林肯中心，还有卡内基音乐中心，在这里可以听到世界最著名的乐团的演奏，在林肯中心歌剧院可以看到世界最好的歌剧表演。多年来这对我是很好的熏陶。大都会博物馆我是定期去的，除了看中国的文物，也看古埃及、拜占廷的，有段时期我突然对拜占廷的历史感兴趣，我就去把拜占廷部分看一看。某段时间我想到唐朝和西域的交往，我就把中东地区的艺术品看一看。如果哪天我要离开纽约，我最舍不得的就是纽约这种丰富多元的文化。
张宗子：虽然有文化冲突这个说法，但是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冲突，我觉得基本还是利益的冲突，也有宗教上的冲突。文化上，也可能是我一厢情愿，或者受了歌德的影响，我觉得各国文化有很大的共同的东西，是可以互相交流互相融合的。我一开始在中文系读书的时候，我的理想是两条腿走路，或者脚踏两只船，一条腿是中国传统文化，一条腿是西方文化，我一直是这两个方向齐头并进的。不管写诗还是写散文，我是同时接受中国的东西也接受西方的东西。比如散文，我刚才说了，受鲁迅的影响，受何其芳的影响、受庄子的影响，等等，但是西方同样对我产生了影响，博尔赫斯、本雅明、卡夫卡、普鲁斯特的作品对我都影响很大，所以我认为中西在文化上没有矛盾，没有给我那种撕裂感，是可以融合的。
爱旅游：（1）我们知道明清之际著名文学家张岱，字宗子。他的文章细腻独到，有清淡之风。而张宗子的读书随笔也是别具一格，文字清隽高远，散落随性。我想知道“张宗子”是因为推崇张岱的文风而给自己特意取了这个同张岱一样的笔名吗？（2）张宗子曾经在文章中说中国现代作家文学好的鲁迅、知堂、沈从文、何其芳、汪曾祺，也许还可以加上孙犁，那这些作家的文字中有哪些特点是您推崇的？
张宗子：这个问题有意思，很多人都问过我，其中有个小故事。九十年代初我在《侨报》，副刊编辑请我和另一位同事写文章，我们写出稿子交给他，他说你们俩不能用自己的本名，不然老总看到了，说办个副刊怎么写稿的都是本报的同事，他说这样不好，最好起个笔名。我那时候刚来美国，没有当作家的想法，他这么一说，我想也是，随便弄一个吧。正好买了台版的《西湖梦寻》在读，我一想，张岱字宗子，跟我一个姓，宗子两字我也挺喜欢，因为宗子本身有长子的意思，就是一个家族的长子，我的爷爷是独生子，当然是长子，我父亲是长子，到我还是长子，已经三代都是长子了，我说我就叫张宗子，倒也名副其实。
另外那位同事也很巧，是家里的小儿子，就起个笔名叫季子，季节的季，季子就是小儿子。叫季子的也有个名人，战国时期的外交家苏秦张仪，苏秦就叫季子。后来编辑和我们三个常常拿笔名打趣，因为季子是我的前辈，比我大很多，笔名叫小儿子，我是最年轻的一个，笔名反而是大儿子。至于张岱，我一直挺喜欢他的，尤其是年轻的时候读明末的小品。除了张岱，李日华、陈眉公都读了，一直到徐渭，到现在我也喜欢题跋一类的文字，张岱的小品文基本是从宋朝人的题跋那里来的，苏东坡的题跋写得特别好，黄庭坚的题跋也写得好。
至于第二个问题，鲁迅和何其芳，我前面大致讲过了一些，这里列的几个人彼此的风格还是不同的。好的文字有不同的风格，你不能说只有这种是好的，那种不好。像鲁迅还有何其芳，他们早年的文字就是有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写得简洁、典雅、优美。但是周作人就和鲁迅不一样，周作人的文章受明清学者的笔记和日本随笔的影响，总体风格是比较舒缓比较从容甚至也比较朴素的。周作人的语言很简练，他是半文半白的，很有表达能力。汪曾祺和孙犁算是一路，他们的特点是用很质朴很流畅很清新的语言写出很深的意思，这是非常不容易达到的境界。汪曾祺、孙犁的文章很少用比较偏僻和华丽的字眼，大白话，句式很短，没有复杂的从句，但表达的意思很深，这个很难做到，写这种很平淡的句子，用平白的语言，结果很可能平淡得像白开水一样。我自己跟这个风格相差很远，我学不来这种风格。
沈从文的语言是白话文作家里面非常独具一格的，非常有个性，没办法学，他也很优美。他的语言你觉得微微有点怪，就像我们听方言一样，可是读进去之后又觉得好，说古不古，说白不白，有点西方的影响，也有中国古文的影响，独一无二。好的文字无非就是第一个你要干净，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没有那种很低俗的，很罗嗦的东西，第二，不管你是雄壮的风格还是优美的风格，文字要美，而文字美的唯一途径就是要有中国古典文学的修养，你很难相信一个好的英语作家不熟读莎士比亚，就连阿加莎·克里斯蒂写侦探小说，你把她的侦探小说读了大部分，发现她对莎士比亚熟得不能再熟了。
邢红霞：您读诗也写诗。正因如此，您的表达天马行空、无拘无束。在您跳动的思绪间，东西方文化底蕴各抽出一条线，共同织成双色的魔毯，带领读者穿越了时间，跨越了地域，真正领略了文学中“以游无穷者”的自由。旅美三十多年，请问在您以后的创作中，这种中式痕迹会不会逐渐变淡，中式情结会不会逐渐减弱？
张宗子：这个我想不会，只会越来越强。刚来美国那前几年，我基本上不读中文书，也没有中文书读，我只带了几本书过来。在国内学西方文学的时候知道一些作家，这些作家的书大部分没有翻译成中文，比如说毛姆，我读了《月亮和六便士》，我知道他还有其他的作品，但没有翻译，我很想读，还有些作家我在杂志上看到介绍，但是没有机会接触，所以我到了纽约以后，一边学英文，一边找我脑子里记着的那些作家的书来读，读得非常开心。普鲁斯特我最早读的就是一本英译本，只选了其中一章，《斯万之恋》，单独出一本书。博尔赫斯我也喜欢，我来纽约后买的第一本书，是到纽约两个月后，买了一本英译的博尔赫斯的随笔集《迷宫》，是个精选集。所以博尔赫斯那些随笔最早我也是读英文读到的，后来中文几乎出了全集了。前面这个阶段过去之后，慢慢地又回到以前的阅读习惯，一部分时间读西方文学，一部分时间读中国文学。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现在越来越多读中国古典文学，主要是语言的原因。就像看西方的古迹一样，西方的古迹名胜我也很喜欢，但是没有看中国古迹那种内心的亲切感。哪怕一块很普通的石头，介绍说是李白坐过的，李白题过诗的，我马上会想起李白的诗，那种情感就像对亲人的情感。相对而言，看西方的东西，是比较客观的欣赏。当然西方也有我非常喜爱的作家和艺术家，比如刚才说的歌德和贝多芬。
我这一辈子，如果从作家和艺术家里面只挑两个给我带来了最大的快乐和最大的帮助的人，一中一西，是鲁迅和贝多芬。鲁迅给了我最大的帮助，我写文章，几乎所有东西都是从鲁迅那里学来的，而贝多芬给了我最大的快乐，我从大学时候开始听，听到现在。贝多芬的作品基本都听过了，有些作品听了几十遍几百遍。我现在读书，读中国古典文学，主要是唐诗和宋诗，今年刚第二遍读完杜甫诗，李白也读了两遍，王安石苏轼都是用详注本通读了一遍，现在又在第二遍读全唐诗。将来的写作肯定还是中国的，毕竟是在用汉语写作。
我到美国没多久，有个朋友从加州过来，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他说他要放弃中文写作，改用英文写作，他要大学去修英文写作课。为什么呢？他说文学得到西方的承认，必须经过翻译这一关，大部分中国的好作品都被翻译这一关挡在门外了。他说他要直接用英文写。美国用英文写作的中国人，除了在美国出生长大的，也有从国内过来用英文写作而且取得成就的，比如我们都知道的哈金。这个朋友当时充满信心，但是我跟他说，我不这样，因为我太喜欢中文了，我觉得中文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我对它的感情别提有多深。一本英文的书，如果不是用中文再读到，就觉得好像没读过这本书。一定要用汉语去读我喜爱的普鲁斯特和莎士比亚，才算真正读过，就是这样一种感觉。
极地紫海豚：从理性的角度而言，时间是不带任何感彩的；从感性的角度出发，我们往往赋予时光不同的意义。所以这本《时光的忧伤》是您希望给读者看到时光给人们带来的不愉快的人生阅历，还是对自己人生中的忧伤的记录？
张宗子：我想忧伤这个词就是文学的修饰语吧。时间这个东西，像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里面讲到的，时光一去不返，人在时光中由年轻变老，过去的东西像河流一样流过去，但是我们能通过记忆留住这些时光。写两百多万字的小说，就是通过回忆把过去的时光留下来。所以他七卷本小说的最后一卷，就叫《重新获得的时光》。人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经历和感受，我对人生的每个阶段一视同仁，年轻人的好处中年人没有，中年人的好处年轻人和老年人没有，老年人的好处年轻人和中年人没有。年轻人充满热情，充满自信，思维开阔；中年人沉着稳重；老年我相信如果能正确地利用自己的人生经验和阅读思考，会变得非常睿智。人生的每个阶段都以平常心面对，不受变化的影响，该喜欢什么还是喜欢什么，想做什么事还照样去做。我绝对不去想我四十岁应该做什么事，六十岁应该做什么事，或者四十岁六十岁不应该做什么，对我来说没有这个限制。
如果说有一点忧伤，我可以找到两个原因，一个是人生的有限，人总觉得时间不够，很多可以做的事没来得及做，或者没有时间做完，这是很遗憾的。我常跟朋友说，我头脑里有很多思想，就像结在树上的果实，已经成熟了，挂在那里，一摘就可以摘下来，但我是业余写作，时间有限，可惜这么多果子，没有时间一颗一颗地摘下。朋友问，你需要多少年全心去写，才能把脑子里已经有的成熟的东西写出来。我说至少需要十五年二十年，因为我历来是读得多写得少，很多东西我没有时间和精力写出来，这让我每次想起来都觉得遗憾。另外一个遗憾也是人人都有的，在积累了更多的人生经验之后，有些事你回头看，本来可以做得更好，但事实上你没有做得更好，很多机会你错失了，很多时间你浪费了。但是再一想，也没有什么可后悔的，因为每个人都是这样，每个人都会犯这种错误。你要说有那么一点惆怅，有一点忧伤，就是这个地方。
我很喜欢贝多芬的第五钢琴协奏曲，就是《皇帝协奏曲》，听了怎么也有上百遍了，第二乐章的柔版，我尤其喜欢，有次在读书会上还说，音乐的表达能力，语言很难代替它。这柔版前面那几分钟，每次听完都让我生发出无穷的联想，我想用文字把它写出来，我没办法写，几分钟的音乐不知道等于说了多少话。这种感动我的情绪是什么呢，我后来回想，就是一些美好的东西在离你越来越远，在太空中慢慢飘走，它在远离你而去，就是那种感觉，那种惆怅的感觉。后来我在贝多芬钢琴奏鸣曲的第31号里，就是倒数第二首里——贝多芬写了32首钢琴奏鸣曲，有一段我一听，这不就是第五钢琴协奏曲的那个柔版吗。隔了这么多年，它又出现了，说明这种情绪一直萦绕在贝多芬心头。
如果说时光给人带来了小小的一点忧伤，就是这个忧伤，但这是可以克服的。有些东西离我们远去了，有些东西正向我们走过来，一切都是公平的。
张宗子，河南光山人，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1988年自费赴美，学习英美文学。在纽约《侨报》工作十余年，任编译和编辑。后在纽约市皇后区公共图书馆工作。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发表诗歌作品，九十年代以后，写作以散文和读书随笔为主，也写诗、译诗和研究中国古典诗歌，作品见于《读书》《散文月刊》《南方周末》《财新周刊》和“腾讯·大家”等报刊和网络媒体。出版有散文集《垂钓于时间之河》《空杯》《一池疏影落寒花》《梵高的咖啡馆》《时光的忧伤》，读书随笔集《书时光》《不存在的贝克特》《往书记》和《此岸的蝉声》等十余种，译有《殡葬人手记》。
（本文选自《时光的忧伤：张宗子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纯粹Pura，2022年8月）
《时光的忧伤》是旅美作家张宗子三十年散文自选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纯粹Pura出版。内容涉及艺术评论、世事见闻、文学审美、草木逸致等，文辞雍容典雅，文气静穆平和，充分体现出张宗子对于汉语的高度敏感以及汉语写作的深厚功力。本书中既有抒情、叙事性散文，又有读书随笔等，语言文字平实典雅，谴词造句独具匠心，沉静中不失华彩，往往惊为神来之笔。作者笔下所描写的景和物、人和世界、人和生活的关系，都在润物细无声中，投射出一种平静、安适的超然。书中收录《黑鸟的翅膀》《乔伊斯的雪》《叶芝》《时间的比喻》《秋天的湖》等五十余篇选自作者已经出版的十余种散文和随笔集，以及一些尚未结集的新作。主要内容：涉及叶芝、乔伊斯、凡•高、沈从文等中外著名作家和艺术家以及作者对生活、艺术、理想等思考的散文；涉及作者在北京、纽约等地生活的叙事和回忆性散文；以中国古典文学为主要内容的随笔性散文，其中既有阅读感悟，也有生活体验；还有一组以植物，尤其是文学艺术中的植物为主题的散文。
原标题：《张宗子：给我带来最大快乐和最大帮助的人是鲁迅和贝多芬 纯粹现场》